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一

《人类简史》读过之后，很多内容都不记得了，但是作者有一个核心的观点，一直比较震撼我。作者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技术进步，最终的效果，是让更多的人以更不好的生活状态[注1]，活下去。在作者看来，这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推动的，毕竟大家都想活下去，牺牲一点生活状态也未尝不可，何况这种渐进式的变坏，当局者不易察觉，反而会因为生命数量和长度的提升而感到喜悦。

这就产生了问题，即使所有人的生活状态都更加不好了，那么大家不好的程度是一样的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不想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更何况由奢入俭难了。那么，如果所有人的平均生活状态是下降的，且每个人都希望生活质量更好，自然将形成特权阶级。这一点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显而易见的，当人类社会在人文主义的浪潮之下发展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特权阶级（层）是否会消失呢？也许我们可以用制度和法律去约束特权，但是，如果特权阶级（层）的形成本身就是人性使然的竞争结果，任何制度和法律都是不可能将其完全消灭的。如果是人性所不齿的，即使制度和法律再鼓励，也不会大范围传播，相反，如果是人性所驱使的，即使制度和法律再禁止，也会有人铤而走险。此其一。

其二，我认为特权阶级（层）的存在是必然的，用制度和法律约束他们，就会带来执行的成本。显然，会有一个临界点，对特权阶级（层）的约束更进一步，所投入的执行成本要高于约束他们创造的整体社会价值。不过，这个临界点不会是本征变量，一定是和社会息息相关的变动点，它涉及到那些参数和边界条件，我不清楚。

综上，特权阶级（层）似乎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他们或将永远存在，只是他们的特权有多大，阶级（层）的人数有多少罢了。虽然我连一张京牌都没有，但是我知道肯定有人可以明目张胆把车开进故宫。

知道，是知道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必然的力量吧。

[注1] 作者指出的生活状态并非生活质量。不可否认随着技术的进步生活质量是提高的，但是这种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破坏了原有的生活状态基础上的。以近期热点事件为例，如果我们有更好的技术能力，可以很快遏制爆发的传染病，这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人类不会发展出这么大规模的集群和人口流动性，传染病则很难形成并传播，因此，技术进步让人类面临着传染病的威胁，本身是一种生活状态下降的表现。

二

好在，能够开车去故宫的人并不多。但是，一般百姓之权益，与开车进故宫者之权益，中间还差着很多档。这些特权的档次和档位，都是那些特权者自己琢磨出来的，大概都是一些法律边缘的、模棱两可的事情，又或者是虽然有着清晰界定，但又执法不严的事情。

比如说，吃野味。

吃野味是一种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的特权。你需要有钱，但不需要十分有钱，你需要有渠道、有办法，才可以吃得比较从容。不管你吃或不吃野味，都应该会认同，有一些人吃野味是目前社会中比较普遍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追根朔源，往往都离不开四个字：上行下效。与上效的人，总要比无法与上效的人，感觉要更有特权一些——至少是自我感觉。

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如此，一方面，面对强权时，渴望平等和公正，另一方面，当自身有机可乘时，又不自觉地想要创造出与众不同地机会来。

因此，食用野生动物[注2]，是否仅仅是餐饮现象，抑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倘若是文化现象，简单的行政命令和有限的执法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

[注2] 事实上，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传播路线至今仍不清楚，根据公开报道，只知道最终宿主应是某种蝙蝠，中间宿主目前尚没有明确，是否是通过食用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的也没有任何证据。报道显示，在华南海鲜市场的数个摊位上检测到了新型肺炎的病毒，但仅仅依据摊位上的病毒，不能形成食用野生动物是疾病产生的完整证据。尽管如此，抛开此次传染病的问题，对食用和使用野生动物的产业应当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三

疫情蔓延早期的时候，群众的情绪是十分激动的，舆论的狂潮从武汉市长开始，转向武汉市委书记，再转向湖北省委，然后是疾控中心高福主任，继而转向武汉病毒所，以及武汉市红十字会。

舆论需要一个宣泄口，想要找到一个替罪羊。因为没有人希望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故而希望此次事件是“人祸”的，是偶然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事实上，早期舆论的焦点，人们发动的攻击都是无功而返的，武汉市和湖北省的领导仍然处于自己的岗位上，疾控中心的高福院士也几乎没有受到政府层面的批评和指责。当舆论开始用“秋后算账”给自己找个台阶的时候，黄石市卫健委“一问三不知”主任被迅速免职，湖北省红十字会副会长被免职，三名主要领导被问责，又让“秋后算账”的借口变得十分尴尬。

那么，到底什么才叫“人祸”？

我们常常用“天灾”来对应“人祸”，于是乎，似乎所有非自然力量的灾祸，都应当算作“人祸”。我是不认同这种观点的。我认为，在“天灾”和“人祸”，至少应该增加一个“社会灾祸”（或“组织灾祸”）的层级，也即是说，这种灾祸，虽然是有人参与的，但是任何个人都无力阻止灾祸的发生，哪怕把人们心目中最有才干的人放在那些被舆论痛斥的人所处的岗位上，灾祸依然会发生。例如，被舆论倍受批判的百步亭“万家宴”活动，我不认为以现行的行政制度，有什么短时间内叫停的可能性。

正相反，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级领导干部为事件“背锅”，所有的问责和处理，应当证据确凿，证明其存在违规行政或没有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才有现实意义。不要忘记，以推理和猜测的理由，稀里糊涂地（在面上）“处理”几个领导干部，是最简单的息事宁人的方法。

四

如果公共卫生系统是受到正面冲击的话，宣传部门同样在经受严格的考验。

在事件的早期，河南省宣传部门的表现极为出彩，在网友纷纷斥责各地政府防控不利之时，网络上大量传播着河南省领导高瞻远瞩、提前部署的伟大功绩。事实上，细心的朋友应该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官方痕迹”——所有的行为和宣传都是不太出格的。直到事件发酵几天，网络上开始传播河南省各种粗暴的封路、执勤的大爷拿着关公大刀甚至机关枪（可能是玩具）站岗、执勤人员暴力围殴不听劝阻的人员（应该是传播的谣言），这才是真正的由群众（特别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农村群众）自发传播的特点。

这种宣传带来了很好的效果，实际上河南省一直是疫情的重灾区，而网上对河南省的态度一直是包容、理解并且相对镇定的。当有网友指出河南省的灾情很严重时，有很多网友反而指出这是由于河南是人口大省、与武汉的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的原因造成的，并认为“河南省能控制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错了”。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何况，在灾难级疫情面前，政府被骂才是正常，被表扬和追捧显得有些魔幻。这一现象，向我们再一次证明了占领舆论高地的重要意义。当你可以引领舆论时，很多工作就变得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在疫情的早期阶段，我内心十分厌恶河南省引导舆论走向的做法，随着疫情的深入发展，我稍微开始缓和了态度，毕竟引导舆论才能够众志成城。

我缓和态度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河南省的舆论引导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让网民们乐在其中，并感觉到内心的安定。随着大年初一中央工作会议的部署逐渐落实（其中特别提到了要加强舆论引导），各地的宣传工作逐渐浮出水面，但其水平与河南省相去甚远。甚至还出现了十堰市委书记的所谓不打招呼闯小区被拒的笑话（摄像机位在小区里，摆拍露馅）。可见，宣传工作很重要，但宣传水平更重要。

五

李文亮去世了，引起了比科比去世更加轰动的效应。

这是一件从各个角度而言都是悲剧的事件，不论对其个人、亲属，以及社会。李文亮其实没有做太多事情，只是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个他看到的信息罢了，但是不巧，他撞上了全社会的热点事件。不管持什么意见的人，都用自己的思路，解读李文亮的事件，完全不顾事件的原本。

在我看来，社会和李文亮两不亏欠，他做出了很小限度的尝试，但没有更多的努力。为此，他得到了更多的抢救资源，尽管大家认为那是“表演式”的抢救，但我想大部分将要死的人，都不会排斥哪怕只有亿分之一的抢救可能性吧。

写这段话，让我感觉到自己也在消费李文亮，那就结束这一段吧。

六

整个事件发展下来，我并不确定自己应该持有何种立场。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本质上在追求什么。这集中表现在人民对政府的态度飘忽不定上。我们不会忘记在一个月前刷爆朋友圈的文章，以贬低澳洲政府的契机，盛赞我国政府。

我国现在的整体文化思潮，仍然是受到五四运动以及伴随着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尚未结束。这让我非常渴望地阅读五四运动相关的史料，以此明白社会的文化思潮在追求什么东西。好在周策纵先生（ 威斯康辛大学 终身教授）生前曾著作一本非常严谨而详实的《五四运动史》，可以让我快速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和内涵。

这篇博文其实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个星期，而关于新型肺炎，这是我写的第三篇博文了，前两篇写完后都删除了。原计划本文的重点是这一节的，但前面五节啰里啰唆写了不少字，于是作罢算了。今后如果仍有兴致，在陆续撰写吧。

最后，周策纵在前言里写下了他的座右铭——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这来自《盐铁论》的句子我也很喜欢，就以此句作为本文标题吧。

五四运动史

8.9

[美]周策纵 / 2016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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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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