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开始阅读华东师范大学杨国强教授的《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这是2021年我开启的第一本严肃读物。
在本书的第一小节里,作者以“‘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和省思”为题,简要地分析了从1840年到1860年以来国内境况的原因。
如果我们把彼时清朝的遭遇,更加抽象地理解为一个一度坐拥巨大优势的组织,为何在竞争中一步一步走向落败,那么这些分析就显得更加的普适了。这些原因,究其根本有以下三点:
一、用静态的思维去理解动态的对手。特别是在竞争较为吃力的时候,往往疲于在战术上应对,忽略了在战略上进行调整,在难得的喘息之机坐以待毙。
书中提到,1840年签订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在清廷上下看来,是一个“万年和约”,也就是说,只要清廷遵守了这个条约的规定,便可以保持华夷之礼来与外邦交涉。而在英国等列强看来,《江宁条约》只不过是他们开启对清朝侵略的第一步而已。我们有一个很常用的成语,叫做“一而再再而三”,仔细品味一下这个成语的语气,当我们使用它时,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认为形势应该是稳定的,而对方却“一而再再而三”做出我们不希望的行为。这个常用的成语,折射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是多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发生。
很多时候,当我们面临困境时,战术上的应对已经十分困难了,稍有喘息之机(多数是对手需要消化吸收前一阶段的胜利果实,发动新一轮的进攻),便自欺欺人的认为终于迎来了“万年和约”,疏于在战略上积极开展调整,直到从1840年被打到1895年,才终于醒悟过来。
二、被固有的荣耀束缚自己,认为自己应当怎样,不能基于现实情况审视自己,从而轻视自己的对手。
大多数人在从事手头上的工作时,都会有一种从历史经历中带来的自信。这种自信往往是我们敢于决策,勇于进取的源泉,多数时候,这种自信应算作是优点。这种自信往往来自于对自身和组织荣誉的认可。当我们居于一个较为庞大的组织内部时,这种荣耀感和自信心可能会被过度放大。我们之所以明白“夜郎自大”是可笑的,是因为我们身处与中原地带,属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帝国,而夜郎国所处的位置,意识不到还有更强大的国家,实属正常。就清廷在19世纪末的表现,说是夜郎自大也不为过,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另一方面,任何的比较,都需要一个标尺。我们认为自己的强大,是因为在某一个或者某些标尺的维度下很强大。但是决定战局的,或许并不是我们设想的那些标尺所在维度。中学历史书上告诉我们,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远道而来,而清廷则是数百万军队,看上去似乎是清军占尽人数是优势,这里我即便不说在火器等方面的对比,哪怕是在兵力对比上,英军在每次的战斗上,也是能够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此处恕不详细引用相关文献)。可见我们的认知往往是十分浅薄的,事件的走势并不会以我们的认识和理解而动。
三、容易感情用事。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里,道光皇帝已经吃尽了苦头,可是继位的咸丰皇帝却对此知之甚少。在第二点问题的作用下,又特别容易让人感情用事,俗称“上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回顾我过去两年的工作,我发现自己有数次比较严重的“上头”。事实上,人是不可能在行事的时候抛弃“感情”色彩的,但是却可以不要感情用事。回想一下,自己有没有过慷慨激昂地和同学、同事、朋友们表达过自己的情绪和观点,促使团体去做某一件有反对声音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对自己完成了洗脑,认为自己和集体非要这么做不可。大概这就是典型的感情用事吧。
不论是历史的大变革,还是日常的小变化(对于历史进程来说可能是小变化,但对于个体来说可能也是个足够大的变化了),我们可能犯下的错误,大体上是相同的吧。
文章信息
标题:读《衰世与西法》感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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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遇到一个爱读书的人,不错不错
各国的历史有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个人、一件事都可能推动历史往未知发展,但终究也还是源于地缘政治;葡萄牙以为土地贫瘠只能往海上寻找战略空间才推动了大航海时代,明朝和清朝因为地处远东,西有西藏高原为屏障,东有茫茫大海,地大物博,无生存危机,自然也无前进的动力~哪怕清不灭明,也依然会走上被西方列强侵略的结局~(纯个人臆测)
文章不错交个朋友
无论是自己坚持的还是别人好言相劝的,最终还是自己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