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衰世与西法》感悟之一

近期开始阅读华东师范大学杨国强教授的《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这是2021年我开启的第一本严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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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第一小节里，作者以“‘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和省思”为题，简要地分析了从1840年到1860年以来国内境况的原因。

如果我们把彼时清朝的遭遇，更加抽象地理解为一个一度坐拥巨大优势的组织，为何在竞争中一步一步走向落败，那么这些分析就显得更加的普适了。这些原因，究其根本有以下三点：

一、用静态的思维去理解动态的对手。特别是在竞争较为吃力的时候，往往疲于在战术上应对，忽略了在战略上进行调整，在难得的喘息之机坐以待毙。

书中提到，1840年签订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在清廷上下看来，是一个“万年和约”，也就是说，只要清廷遵守了这个条约的规定，便可以保持华夷之礼来与外邦交涉。而在英国等列强看来，《江宁条约》只不过是他们开启对清朝侵略的第一步而已。我们有一个很常用的成语，叫做“一而再再而三”，仔细品味一下这个成语的语气，当我们使用它时，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认为形势应该是稳定的，而对方却“一而再再而三”做出我们不希望的行为。这个常用的成语，折射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是多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发生。

很多时候，当我们面临困境时，战术上的应对已经十分困难了，稍有喘息之机（多数是对手需要消化吸收前一阶段的胜利果实，发动新一轮的进攻），便自欺欺人的认为终于迎来了“万年和约”，疏于在战略上积极开展调整，直到从1840年被打到1895年，才终于醒悟过来。

二、被固有的荣耀束缚自己，认为自己应当怎样，不能基于现实情况审视自己，从而轻视自己的对手。

大多数人在从事手头上的工作时，都会有一种从历史经历中带来的自信。这种自信往往是我们敢于决策，勇于进取的源泉，多数时候，这种自信应算作是优点。这种自信往往来自于对自身和组织荣誉的认可。当我们居于一个较为庞大的组织内部时，这种荣耀感和自信心可能会被过度放大。我们之所以明白“夜郎自大”是可笑的，是因为我们身处与中原地带，属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帝国，而夜郎国所处的位置，意识不到还有更强大的国家，实属正常。就清廷在19世纪末的表现，说是夜郎自大也不为过，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另一方面，任何的比较，都需要一个标尺。我们认为自己的强大，是因为在某一个或者某些标尺的维度下很强大。但是决定战局的，或许并不是我们设想的那些标尺所在维度。中学历史书上告诉我们，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远道而来，而清廷则是数百万军队，看上去似乎是清军占尽人数是优势，这里我即便不说在火器等方面的对比，哪怕是在兵力对比上，英军在每次的战斗上，也是能够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此处恕不详细引用相关文献）。可见我们的认知往往是十分浅薄的，事件的走势并不会以我们的认识和理解而动。

三、容易感情用事。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里，道光皇帝已经吃尽了苦头，可是继位的咸丰皇帝却对此知之甚少。在第二点问题的作用下，又特别容易让人感情用事，俗称“上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回顾我过去两年的工作，我发现自己有数次比较严重的“上头”。事实上，人是不可能在行事的时候抛弃“感情”色彩的，但是却可以不要感情用事。回想一下，自己有没有过慷慨激昂地和同学、同事、朋友们表达过自己的情绪和观点，促使团体去做某一件有反对声音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对自己完成了洗脑，认为自己和集体非要这么做不可。大概这就是典型的感情用事吧。

不论是历史的大变革，还是日常的小变化（对于历史进程来说可能是小变化，但对于个体来说可能也是个足够大的变化了），我们可能犯下的错误，大体上是相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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