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文化的？

烟草可能最早起源于美洲，至少是因为美洲土著吸食烟草，导致了烟草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

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发现了当地居民吸食烟草。然而哥伦布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1505年，亚美利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出版物中介绍了烟草，是目前关于烟草报道的最早的文献资料。

1535年，卡提耶(Jacques Catier)第二次远航新世界，亲自品尝了吸食烟草的滋味。卡提耶认为烟草颇为辛辣，有一种品尝胡椒的感觉。

烟草真正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还要等上接近100年的时间。1599年，法国探险家尚普兰远征美洲，他介绍了烟草，形容它为“某种草本植物，他们抽吸其烟”。

1603年，蒙塔涅族酋长阿纳达比诸在塔杜隆克招待法国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酋长向尚普兰献上了烟。尚普兰记录那场宴会为tabagic。这个词儿一直沿用至今，在尚普兰创立的魁北克，tabagic现在即是“香烟店”的意思。

古代的酒精饮料和现在相比度数较低，而烟草恰恰相反。最早的烟草中尼古丁含量是现代香烟的数倍，吸食之后的致幻效果更加强烈，美洲土著经常借助于烟草的功效，认为自己可以在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中穿梭，甚至与幽灵发生对话。当时人们对烟草的这一作用并无太多怀疑，萨满巫师善用此术来预测未来。1609年尚普兰出征时萨满巫师一并前行，甚至利用这种方法来预测军事行动的凶吉。除此之外，烟草显然具有麻痹镇痛的效果，这更加促进了烟草在军队中的盛行。

古巴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奥蒂斯(Fernando Ortiz)持有一种文化转移的学说，即习惯与事物从某个文化彻底转移到另一个文化，使之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进而改变这个文化。这个过程是密集、复杂并且不间断的，可能会很快摧毁某个文化原有的习惯和事物，但他自然而然的发展不是认为可以控制的。文化可能在瞬息间发生变化，使人忘记文化转移之前的风貌。

烟草在全世界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转移。借助欧洲人的力量，烟草开始在全世界开始传播，在当时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也不能幸免。当人们意识到很多人养成了吸烟的习惯时，这种变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发生了。

这一现象在欧洲和中国都迅速的发生，特别是在中国，当时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期，烟草的一夜之间盛行，被一些政府官员当做天下大乱的标志之一。譬如礼部侍郎杨士聪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之一。

和很多西方舶来品一样，烟草首先流入中国东南部沿海福建、广东等地，随后北上传入京城。到了1631年，即杨士聪进京赶考的年份，京城中吸食烟草已经颇为普遍，这是杨士聪在山东老家闻所未闻的。据杨士聪记载，北京市场上出现烟草是在天启年间，即1621-1627年。京城吸食烟草的风气来源于南方，当时朝廷从南方征兵抵御北方侵略，南方兵带来了吸食烟草的习惯，从而促成了北京周围农民种植烟草获利的局面。

由于烟草在四书五经中从未现身，因此儒家学者们对这一新事物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排斥甚至于恐慌。最终，崇祯皇帝于1639年下旨严禁在京城市场中贩卖烟草，违者除以死刑。崇祯皇帝此举可能主要是担心过多的农民种植烟草使谷物产量降低，不能满足军队粮草的需求。该旨意对外宣称吸食烟草浪费时间和金钱，并有害健康。然而北京居民对该政令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朝廷对于双关语过于敏感。当时的人把吸烟说成“吃烟”，而北京古名“燕”，于是“吃烟”就会让人产生“吃燕”即“拿下北京”的联想，而拿下北京正是那时满人和大顺军扬言要做的事。于是，光是提到“烟”这个字，就会被视为内奸在造谣生事，欲推翻明朝统治。而这一点，显然是过于神经质了。

由于对皇权的恐惧，北京城的烟草交易确实得到控制。这道禁令并非玩笑，1640年，第一个因触犯烟草交易禁令的罪犯被处死。他是一位福建进京赶考的举人的仆从，也许是对政令的无知，也许是多年身居千里之外对皇权的漠视，该仆从贩卖了部分随身携带的烟草，随后被发现并斩首。

尽管北京居民因恐慌政令而放弃了烟草交易，但不满的情绪在不断地扩张。这项禁令也很快在1642年被废止。和在欧美一样，最初对烟草的需求多来自于军队，在明军中亦然。明朝将领蓟辽总督洪承畴屡次上书，在明军中士兵深信吸烟具有祛除湿气的效用，禁烟令让士气受挫。

禁止烟草交易的圣旨被撤销之后，烟草消费在中国逐渐恢复生机，吸食烟草也很快成为文化中不可缺少也不能不面对的现象。烟草传播的速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7世纪初叶，烟草在中国——至少是南部中国——已经几乎是唾手可得的日常用品了。中国人对烟草的消费热情甚至于要超过欧洲人，一些英国旅行家和商人在中国目睹了中国人对烟草的无节制消费，他们看来，只有沉迷于吸食烟草的疯狂的土耳其人才会如此频繁的吸食烟草，中国人对烟草的消费热情大大超过了欧洲人的想象。

直至今日，尽管全世界范围内几乎对吸烟有害健康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烟草消费仍然无法停止。北美洲作为烟草可信的发源地之一，烟草依然保持着当地社交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至今日仍然发挥着他的作用，许多当地的原住民也依然是保持了大烟枪的作风不改。

注：本文参考了卜正民教授的《维梅尔的帽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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